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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章 义举（第2页）

祝义、孙爱兵、吴爱春、刘欣欣也推说不方便接受采访，实际上是怕惹麻烦！

抚民医院发生了甘子同“造谣”

事件后，院长李明也被电话约谈，并受到上级的严肃批评，声称如果抚民医院再发生类似的“造谣”

事件，将要追责！

李明为此主持召开了全院防疫抗疫业务骨干成员会，约法三章，严明纪律。

他说：“从现在开始，每个医护人员说要遵规守纪，不准对外随便说抚民医院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情况；不准对外随便说抚民医院缺医护人员、缺医疗物资、缺病床；不准对外随便说甘子同等人被训诫处理后人们的不满；不准以任何微信群或其它方式私自向社会求助支援；不准说抚民医院急诊留观室死了多少人，重症室死了多少人；不准私自接受任何媒体记者的采访；不准……”

祝义站起来，打断了李院长的话，高声而有点气愤地问：“李院长，你说了这么多不准，我看，这简直是不准我们活了！”

李明看看祝义，苦笑了。

眼前的祝义，是一位业务骨干，新冠疫情发生后，他带着他的团队，直接管理抚民医院新冠肺炎重症病房。

他们已经累死累活几个周了！

有时候就睡在地板上或椅子上。

他们奋战在最危险的地方，每分每秒与死神抢人，无论生死，不计名利，完全是在尽一个医生的本职！

他们没有丝毫懈怠，视他人生死为己之生死。

自己作为院长，我有什么理由说这么多的“不准”

？我又有什么资格对他们提这些近乎苛刻且毫无道理的要求？自己作为院长，连自己全院上千名在一线抗疫的医护人安危都无法保证，又有什么脸面在这儿指责要求他们？李明的内心无比纠结，十分惭愧。

但是，李明是院长，他除了面对下属，还要面对上级，面对社会，面对大众，面对病人，面对领导，他也难呵。

祝义的泪水流了出来。

他说：“我和同事们每一次进重症室医治抢救病人，每一次都是一场生离死别，我们也是人啦！

我们面对疯狂的病毒，打仗我们不怕，生死我们不怕，但是我们需要设施设备、物资啊，呼吸机、ECMO机、防护服、口罩、隔离设备、甚至是血浆……如果上级不解决这些，只是让我们这不准那不准，只是让我们加油，我们再加油，再拼命，但我们已经到了极限，我们已处于崩溃的边缘！”

孙爱兵说：“老百姓得了疑似新冠肺炎，东奔西跑等检测，等床位，医院留观室都躺满了人，有的患者不属于医院留观的疑似病人，他们也在急诊室门诊部呆着。

他们说，在家是等，还不如在医院等，说实在，我们到了最紧要、最危险的时刻！”

祝义说：“我们又有几名医护人员出现了疑似新冠体征，我们自身难保，又怎么去救别人！”

此时的李明，被一种深深的自责折磨着。

他知道祝义和孙爱兵所说的一切，可是现在的抚民医院，就如被病毒围攻的一座小岛，而且恐慌又在掀起惊天骇浪，似乎要把这座小岛吞没。

他和全院的医护人员就是坚守在这座小岛上的战士。

他顶住上面的压力，他承受社会的压力，他承担医院的压力，他忍受大量病患人们的压力。

他处在漩涡的中心，他受着多重的夹板气！

但是再难，也要扛住，也要顶住。

李明看了看大家，眼眶湿了，强忍住泪水，说：“各位同仁同事，我是院长，也是一名医生，更是大家的兄长，我和你们同在一条船上，同守一座小岛，刚才说的几个不准，不通知，不发文，就算我个人的意见吧！

但是当我们的所有选择都不被允许时，我们最后的选择就是忍受或沉默！”

这时，吴爱春站起来，说：“我不能忍受，我不能沉默。

我给你们讲述昨天值夜班时，发生在急诊留观室的一件事。

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，他在出租房内坚持了七天，到处跑医院，各个医院都是排满了病人，最后他来抚民医院排了三天队，确诊疑似留观。

在留观室又等了三天，病情恶化。

他跪地求着我，我发现已经不行了。

但是没有病床，重症室排到了几百号人，转院也转不去，我怎么救他？我看着他与未婚妻视频。

他女朋友在外省一个县城，也给我下跪求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