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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民国二十三年1934（第1页）

夏衍称1934年是“军事‘围剿’和文化‘围剿’最严酷的时期”

。

周作人与鲁迅就“论语派”

开展论争。

夏衍称1934年是“军事‘围剿’和文化‘围剿’最严酷的时期”

。

拥有数万读者的天津《大公报》特辟“星期论文”

专栏，每日由专家、学者、作家执笔，评论世事时局，开全国之先河。

胡适撰写《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》，公开提出“释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论犯罪的拘囚”

，“应该明令一切党政军机关不得因思想言论逮捕拘禁人民”

，“取消一切钳制报纸言论与新闻的机关”

等要求。

随后，胡政之也表示支持，“彼此共同负责”

，他出于公心，光明磊落，气度非凡。

3月，沈从文发表《禁书问题》，反对禁书，云“在当局群彦中，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”

，是“极可惋惜的事情”

。

全国各地不顾当局的钳制，形成中国知识界、民间媒体联手争言论自由的强大态势：陈独秀身陷囹圄，东亚图书馆出《独秀文存》第十版两千册，以示抗议；南京《民生报》揭露行政院彭学沛贪污舞弊丑行，令当局甚为尴尬；成舍我发表《停刊经过如此！

敬请全国国民公判》，批判当局摧残舆论的罪行；杭州记者公会倡议9月1日为“中国记者节”

，得到各地同行的热烈响应。

《大公报》曾发表《重庆的滥捕记者案》，借此再提“要求解放言论”

的主张，《北平晨报》发表《重庆报界迭遭摧残》，声援被捕记者。

著名报人史量才，在沪杭道上被军统特务暗杀而以身殉报。

这之前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，民间有一传闻，值得一叙。

蒋曰：“把我搞火了，我手下有一百万兵。”

史答：“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。”

此事，从黄炎培《八十年来》也得到印证。

报人史量才有胆魄，死得壮烈。

他给我们留下的铮铮誓言是：

人有人格，报有报格，国有国格，三格不存，人将非人，报将非报，国将不国。

今日重读，仍觉意义仍然深远。

杀戮封不住民意，史量才殉报不到一个月，《北平晨报》《大公报》等二十四家报馆、通讯社联合致电国民党中央，重申开放言论要求。

民国报纸和自由知识分子，傲然面对残暴的统治者，敢于抗争，勇于发声，写就了一部民国言论史。

胡适至京郊西山，凭吊李大钊，见无碑碣，请蒋梦麟补立一碑。

不久，又去南京狱中看望陈独秀。

劝他不必早出自传，要“放手去写，为后人留一真迹”

，陈独秀“颇以为然”

。

8月，应傅作义将军之请，作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