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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来我和我先生是师范同学,我们之前的求学经历有相似之处,都是1989年高中毕业后高考落榜,复读一年于1990年考上师范学院专科。
区别是我比他迟两年入学:我1978年到1983年在本乡大队村小读完最后一届五年制小学(下一届同学开始读六年制小学),1983年到1989年在我县第一中学读完三年初中和三年高中,1990年复读高三。
而我先生一路读往届过来的:他于1976年至1981年在本乡读五年制小学,因为贪玩,小学毕业没有考上初中。
他复读五年级于1982年考上本乡初中。
初中时继续贪玩,读完初二已跟不上学习进度,他那时开始懂事,想重头再来,主动留级再读了个初二,从此学习成绩提升,于1986年考上本县重点高中。
他1989年高考落榜,又于1990年复读高三考上师范专科,与我成同学。
从我们的求学经历看出,他小时太顽劣。
他比我大两岁多,比我多重读两年书。
我以前开玩笑,说他小学本科,初中本科,高中本科,(当时大学本科比专科多读一年,我以这个梗取笑他)到了大学却是专科。
我们那个时代的读书小娃娃太多了,而升学率又太低了。
记得我读小学时,农村很多人家都是三四姊妹到五六姊妹。
我们家两姊妹算少的。
我所在大队村小我们那个年级就有两个班,每个班45人。
我的小学五年经历基本是挨班主任耳光长大的。
因为我经常上课打晃走神,被班主任一次次拖到教室前面打耳光罚站。
当时我们乡小全校9个老师都是民办教师,我妈也是其中一员。
(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区别是,民办教师仍然属于农民身份,不挣工资挣工分,由大队上计工分和每个月发几元零花钱补贴。
包产到户后改为分田和发几十工资。
后来我妈于1988年经过考试转为公办教师,还去县进修校脱产读书两年。
)班主任与我妈是好姐妹,她把我盯得贼紧,打耳光下手特狠,直接把我打到后来体检检测出左耳听力明显比右耳受损(她用右手刚好打到我左耳)。
我们班1983年小学毕业只有十几个人考上本乡初中,其余人的学历停止在小学毕业。
我本来按政策该就近读本乡中学的。
然而那年运气好,本县一中不再只招收城镇小学毕业生,而到本县各乡招收前几名学生组成两个农村学生班。
我成了第一批被招进县中学初中部的农村娃之一。
1983年我稀里糊涂考了个全乡第一名,以10岁的年龄,身高1米33,体重59斤,扎两个羊角辫的形象坐在了本县第一中学初八六届一班的教室里。
当时我们县城中学初中部与各乡中学初中部都是每个年级四个班,每班四五十人不等的规模。
我读初一开学10天左右,迎来八三年严打公判大会在我校操坝召开。
那年国家判刑特别重,把够不上枪毙条件的人枪毙了,把小罪犯当大罪犯判刑。
那个年代也没啥娱乐活动,看枪毙人的现场,看公判大会,看农村哪家遭火烧的房屋烧焦现场,成了老百姓兴致勃勃参与,喜闻乐见的大事件。
所以那次开公判大会可把我激动坏了。
全校各班排队参加旁听,我在我班队伍里左蹿右跳,妄图找个制高点或更好的缝隙观望遥远的主席台审判现场。
我们班长作势要把我赶出去。
因为当时大家是新同学还不很熟悉,她看我太小,以为是附近小学溜进来想浑水摸鱼的。
唉,都怪我比同学早读书两年,又长得矮。
幸好我同桌力证我不是冒充的,班长才将信将疑放我一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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